在不断进步的时代，报告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报告中涉及到专业性术语要解释清楚。一听到写报告马上头昏脑涨？以下是律师工作站给大家分享的10篇，希望能够让您对于法律调查报告的写作有一定的思路。

法律调查报告 篇一

一、调查时间：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

二、调查地点：大坝乡沙庙村二队

三：调查对象：大坝乡沙庙村经常外出打工的农民

四、调查目的：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了解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五、调查方式：采用收集材料、电话、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前言：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在大坝乡沙庙村的农民工中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这份调查涉及到该村200人，年龄涵盖1８岁至５５岁之间，有效答卷1４３份。

通过调查了解到，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从事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工厂干临时工等行业。

一、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

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问题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的社会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

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应该是今后法制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

５、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目前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的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法制宣传工作比较薄弱。

三、当前急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群体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集中，有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１．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引导农民工法制教育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2、将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发挥媒体作用。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相关单位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演讲；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类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组织农民工参与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法制文艺汇演等活动；五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4、抓好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企业主是企业发展、运营的决策者，抓好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树立起法治理念，也就抓住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加强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使他们理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努力掌握宪法、基本法律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观念，达到依法治企，诚信经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在普法内容上，要选择一些实用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金融、税收、劳动社保等相关的法律；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5、进一步抓好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法律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比较大。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建立工地民调组织，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在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上，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对农民工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还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此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的调查，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在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是我们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稳妥解决，促进我县的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二

一。调查目的：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社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社区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社区普法教育活动。

二。调查时间：20**年4月12号至6月20号

三。调查地点：安徽省亳州市花戏楼社区

四。调查对象：安徽省亳州市花戏楼社区居民

五。调查方法：通过访谈进行调查

六。调查内容

(一)对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调查

1、调查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

通过对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社会调查，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居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的若干传统观念相交织的状况，特别是存在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与法律意识滞后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居民仍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甚至给“权大于法”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视法为维护道德的武器，致力于“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言出法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存在，给某些居民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律观念，“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这表明，法律权威的削弱和法律观念的动摇成为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2.调查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社会调查，了解现今我国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通过了解进而加强和增进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扫除法盲。通过普法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使得法律知识在普及，居民的法律意识在提高，进而使其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对法律保持正确的态度，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3、调查地和调查对象的选择

调查对象是花戏楼社区居民。所被调查的的居民中无文盲人员，文化程度在小学到研究生之间，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因此他们都具备理解和回答问题的能力。

4.调查程序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的是访谈的调查方法。因为被调查对象人数较多，所以采用的是以访谈的调查方法。

(二)社会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1.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是面向花戏楼社区居民的。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七部分，分别是：法律知识及获得途径部分；法律理念部分；对法律功能的认识部分；对法律实施的评价部分；对法律的信任程度部分；纠纷解决途径部分；对居委会的认识和评价部分。为使调查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被调查者的思想和观点，在访谈时充分考虑到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尽量做到浅显易懂。

2.访谈的基本情况

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一)在一些地方法律得不到全面实施。(二)轻视法律、漠视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三)居民对法律赋予的权利欠缺理解，不善于依法维权。(四)执法不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五)法律的普及不够深入，宣传教育不够广泛，效果不很理想，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村、企业、基层单位、学校等还存在“死角”、“空白”。(六)在立法(包括法规、规章)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门利益倾向突出，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在地方立法中群众参与还不够。

七。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的结果说明，居民的法律意识比较弱，知识也比较缺乏，从数据上看，都没有太在意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也许他们觉得，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是必然的，并不是法律问题，也有可能受家庭、社会等各种因素影响，让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有用，在此问题中虽然有50%的居民回答是“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他们的法律意识并不是很强，但是关乎到自己利益和前途，关乎到自己今后的发展，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认为那是不合理也合法的，人都是自私的动物，谁不会为自己谋利益，谁不希望今后的路能够更加顺利，这也是人之常情。

八。建议：

1.通过法律进社区活动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

法律进社区工作，就是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开展的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律服务进社区”组织载体的培育和建设。可以组织律师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等专业法律人士做好“法律进社区”,以及大力组织和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要努力号召和动员社区内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热爱公益事业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和大中专院校的法律专业教授、学生积极参与法律服务活动，建立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以社区为依托，为居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法律进社区，社区将从三类人群进行普法教育，从而提高居民的法律的意识。

2.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居委会、调解委员会作用，加强矛盾纠纷调处，积极疏导民事纠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坚决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一般事情不出村，化解不稳定因素，提高群众法律意识，为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九、结语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调查，使我了解到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依法治国的方针还需继续贯彻到底，只有不断提高我国居民乃至农民的法律意识，法治社会的好处才能得以彰显，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才能更好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共同致力于创造中国的世纪华章。

法律调查报告 篇三

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加快提高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显得日趋重要。据了解，许多法律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监管失控、法律意识淡薄等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在依法经营观念、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积极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不仅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实现自身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加强国资监管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

一、 增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在我国，无论是在计划体制下设立的国有企业，还是在市场引导下催生的民营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往往处于次要地位，事前、事中、事后的系统防范机制多数没有形成，因而，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在遭受法律风险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依法经营管理、依法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这是对企业最基本的要求。企业的各种行为如改制、并购重组、对外投资、契约合同和产销行为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风险，因此任何企业都要重视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国有企业一定要树立强烈的法律风险意识，企业的管理人员一定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和法制观念，依法制定重大经营决策，切实将企业改制改组、经营管理、兼并重组、纠纷处理等工作纳入规范的法制轨道。

增强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要注重加强对全体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尤其是企业高管人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大家了解法律风险是什么，会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高层管理人员能理解到法律风险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他们肯定会有意识地去防范风险。目前已经有一些案例对企业做出了警示，企业高层对此也逐渐重视。例如这些年企业贷款担保纠纷比较多，有些企业缺乏对贷款人资产状况及偿债能力的详细了解和分析，只凭借业务关系或是私人关系就为人提供贷款担保；有些甚至是贷款人与银行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这些都为企业带来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律风险。企业的管理层如果具有法律风险意识，就能够主动将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交由法律部门进行审核，而不是走走过场，公司的重大决策也应该有法律事务人员直接参与。同样，也要注重培养企业员工，这也是法律风险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企业中深入开展全员法律宣传教育和培训学习，使全体员工尽快形成依法获取权利、行使权利和保护权利的思维方式，逐步养成按章操作的行为习惯，在工作中不断充实相关法律知识，时刻保持法律的警觉性，在每个风险控制点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作用，最终构建稳固的法律风险防范根基。

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机制

企业要健康成长，必须建立完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当前，企业法律风险的飙升速度远远大于风险防御体系的建设速度，更谈不上制度意义上的风险管理，很多企业出了事才想到法律事务部门和法律事务人员。分析重大法律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其核心问题就是决策草

率，法律审核把关不严，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进行法律论证，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因此，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必须下大力气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机制。

首先，要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构。自各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成立以来，国有企业请求国资委调处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涉案标的也越来越大。据调查，涉案企业中2／3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由于法律风险存在于企业日常经营的全过程，企业应当也必须成立相应机构，专门负责法律风险管理工作。企业应当根据工作需要为法律事务机构配备企业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机构对外可对监管部门的立法、执法行为和监管意见进行参与和应答，对内可负责制定和监督执行企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协调内部各成员之间的通力配合，这样从体制上把好了法律风险的第一关。

其次，要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制度。要依据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完善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坚持依法经营，依法治企。随着新形势下法律环境的逐渐转变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只有坚持依法经营，制定和完善重要规章制度，增强法律风险意识，完善工作程序，强化内部管理，才能从制度上堵塞经营漏洞，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要按照《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力法》的要求，健全法律顾问制度。科学、规范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厂作流程能有效避免企业法律风险，应逐步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领导、企业总法律顾问牵头、法律部门与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风险防范组织模式和工作机制；要加强法律内控制度建设。细化涉及企业法律事务管理、

合同管理、商标专利管理、企业招投标管理、诉讼项目管理等企业法律规章制度，完善操作流程，确保各流程控制点的全面到位；要突出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规避事前法律风险。根据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确定对风险的分类方法，对各类法律风险进行评分和排序，划分风险高中低等级，提出化解和规避法律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实现法律风险的最小化。针对不同级别的法律风险，重点从风险预警和防范入手，逐步变事后法律补救为事前法律风险防范和事中法律控制。建立企业法律风险分析评估、控制管理制度，定期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进行调查分析，注重信息化管理，积极运用法律风险控制系统，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要突出重大投融资、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的法律风险防范，积极推进重人经营法律意见书制度。公司出台重大经营决策时，应当吸收法律专业人员参与，法律专业人员应当对企业重大经营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可行性进行法律论证，并且提供书面的法律意见，为企业科学决策提供法律保障。

第三，要配置一批高素质的法律事务人才。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各国企业的竞争较量中，为了及时了解规则、运用规则，企业越来越重视法律人才。一方面，要把好入口。坚持引进企业法律专业人才，切实拥有一支既熟悉法律，又熟悉企业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要建立企业法律人员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法律顾问岗位等级制度、奖惩制度以及定期进修培训制度。另外，要创新法律顾问制度，积极探索实施外部法律顾问制度。在当前企业法律人才待遇偏低、高水平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善于借助“外脑”，形成内外相协调的法律人才体系。

三、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有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还有所欠缺，公司治理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法律风险来源。因此，专家认为，中国公司防范法律风险的三大战略就是公司治理、合同管理和知识产权，而公司治理首当其冲。中航油新加坡事件使中国最终损失了5亿多美元，这一事件集中暴露了长期在低风险运营环境下的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后对法律风险的不够重视，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其海外子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可能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多国有企业出现的严重问题，本质原因既不在制度的缺失，也不在监管的失灵，而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要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仅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经营者队伍，更需要科学的治理结构和严格的内控制度作保障。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要通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合理配置权限、公平分配利益，明确决策、执行和监督责任，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这既是内部管理控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基础和有效运行的前提。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一定要按照新《公司法》的规定，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着力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十分健全，运行不规范、“空壳”董事会“内部人”控制、权力过分集中等重大问题。

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四

在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中，出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犯罪群体：大学生。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备受社会关注的天之骄子们为何走上犯罪的道路，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减少大学生犯罪现象？带着这些问号，笔者对我院受理的大学生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大学生犯罪特点

(一)犯罪类型：大学生犯罪涉及的罪名十分单一，从目前统计情况看，仅涉及盗窃和故意伤害这两种罪名，笔者在调查前主观认为应存在的高智商犯罪没有一例；涉案大学生男女比例为7：1，男大学生主要涉嫌故意伤害罪，女大学生无一例外全部是涉嫌盗窃罪；

(二)涉案金额(后果)：涉嫌盗窃罪的大学生们下手的目标都是移动性强的个人物品，如移动电话、信用卡、随身听等，且涉案金额都比较小，多数都在千元左右，仅有一例涉案金额为七千元(审查结果为不起诉);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情节最高是“轻伤偏重”，绝大多数为轻伤；

(三)侵害客体：大学生犯罪侵害的客体多是同学，越熟悉的人越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如同宿舍同学。不认识的人被侵害权益的仅有两例(故意伤害罪一例、盗窃罪一例);

(四)强制措施：大学生犯罪以取保候审为主要强制措施，且被取保人一般能遵守法律，仅有一例因传唤不到而改变强制措施的；

(五)处理结果：处罚一般都较轻。不起诉案件占15%，其余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在审理程序上一般适用简易程序。

(六)人员成分：在涉案大学生中，以民办高校的本专科、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学院的本专科和公立高等院校的专科为主。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尚未出现公立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犯罪的情况。

(七)年龄结构：以本科一、二年级和专科一年级的学生为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犯罪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例。

(八)户籍特征：以外地来京上学的大学生为主。仅有两例本地学生犯罪案例。

(九)犯罪主观故意：这些大学生主观恶性比较小，没有顽抗情绪，全部都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口供十分稳定，从侦查阶段到庭审阶段，均未出现翻供现象。

二、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1、大学生法律意识普遍淡漠。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重心仍然在于学历教育，而非素质教育。虽然几经呼吁这种“重学历、轻素质”的情况有所改观，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况。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没有关于普法教育的内容，就算是在大学，也仅仅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开一门必修课“法律基础理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从学生到家长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素质教育，守法的概念也就十分淡漠了。

2、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的影响。

大学生们虽然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由于绝大多数属于自幼上学、很少接触社会，其心理状态还没有达到成年人的成熟度，周围的环境对他们影响不容忽视。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学生们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电视和书报杂志。一些港台不良影视作品和杂志从视觉和心灵上冲击着学生们的人生观、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一言一行。某些长期浸淫其中的学生在脱离中学的“高压管理”进入较为自由的大学后，思想放松，有可能会走上歧途。虽然绝大多数犯罪的大学生案发后都后悔不已，但已无济于事。

从学校小环境来看，在犯罪大学生所属的学校中，民办大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位居第二的是成人教育学院。不可否认，某些民办大学为吸纳高考落榜学生和低分学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人教育学院也为社会上希望继续进修的人员提供了机会，但二者注重经济效益、实行松散管理的办学模式也为当地的社会治安埋下了隐患，更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3、犯罪大学生心理原因分析

(1)侥幸心理、冲动心理作祟。大学生犯罪当中，蓄谋犯罪的几乎没有，多是冲动型犯罪，即临时起意。犯盗窃罪的大学生多存在贪慕虚荣，贪图享乐思想。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鬼使神差般地将他人物品“顺手牵羊”，仅有一例是出于好奇、刺激的心理去偷窃；犯故意伤害罪的大学生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待到把人打伤后又追悔不已。

(2)受心理失衡感、失落感的影响。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犯罪主体全部是大学一、二年级(包括大专)的学生，尤以外地学生居多。外地大学生初来北京求学，远离家乡和亲人，周围环境变动很大，心理处于学生向成人过渡的转型期；再加上自己囊中羞涩，心理易产生失衡或彷徨，孤独感也油然而生。自制能力差或是思想一贯懒散的学生这时如果没有人从旁开导，容易走上歧途。

4、诱使大学生犯罪的“导火索”分析

诱使大学生犯罪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诱使犯罪的导火索是被害人自身防范意识不强，给思想不良大学生以可乘之机。在盗窃案例中，被盗物品多是由被害人随手放置在暴露于公共视线之内的地方，引发了思想不良的大学生顺手牵羊；故意伤害案例中，被害人对有暴力倾向(或醉酒)的大学生缺乏防范意识，不懂得适时避让，以退为进，结果造成自身不必要的伤害。

三、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犯罪案件中，应以挽救为主，以攻心为上，针对个案制定案件审查方案，对不同性质的大学生犯罪要采取不同策略。对一贯表现良好仅是一时糊涂的大学生，要给予其适当安慰，鼓励其继续学业(或是继续学习);对于确属主观恶性较大、劣迹斑斑的个别“害群之马”，承办人员也应注意将其与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区分，仔细审查后作出适当的结论。

2、承办人员应及时与学校、家庭沟通，深挖犯罪大学生的思想根源，不能草草结案了之。大学时代是一个学生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办案中忽略了对犯罪大学生身边环境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承办人员应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学校(以民办学校为主)健全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校风，尤其做好新生入校后的入学引导工作，加强大学生日常法律基础教育，加大对大学生的管理力度，使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完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3、承办人特别应注意办案后的回访工作。犯罪的大学生主观恶性不大，多是轻型犯罪，一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刑满回归社会，还有不少被判处缓刑的大学生回归社会时间更短。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生经历了自己人生最惨痛的一次教训，凭自身的努力很难做到“哪里摔倒哪里站起来”，更多的是需要周围的亲人朋友的帮助。然而一些学生家长“恨铁不成钢”，又是断绝家庭关系，又是对刑满归来的孩子冷嘲热讽，进一步打击了犯罪大学生的生活信心，很有可能会促使这些大学生破罐破摔，再次滑向犯罪的深渊。承办人员应该关注自己经办的大学生犯罪案件，通过写信、通电话等方法了解其近况，鼓励其改过自新，及时帮助犯罪大学生打消消极的念头，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4、承办人员应针对大学生犯罪个案或同类案件及时调研，找出相似之处，及时与案发大学联系，以讲座、宣传材料等各种形式强化大学生的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要求大学生们平时注意保管好钱财，遇事要冷静沉着，不能意气行事等等，均能起到很好的犯罪预防作用。

法律调查报告 篇五

证券市场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公共平台，本着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负责人的态度，上市前都有做尽职调查。我国法律法规对证券公开发行上市过程中，各中介机构应承担的勤勉尽责义务，都有非常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为了保证自己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各中介机构都会进行尽职调查。

一、公司财务状况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包含内部控制调查、财务风险调查、会计政策稳健性调查三大方面。这部分调查主要由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通过文件查阅、面对面访谈、实地查看等方式评估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调查

主要调查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市场竞争状况；公司对客户和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技术优势和研发能力。

这些内容多数由IPO咨询机构来执行，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查阅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搜集比较行业及市场数据、供应商和客户实地调研、询问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或技术顾问等方式，最终得出细分市场研究报告和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给券商和企业高层作战略参考。

三、公司治理调查

包括调查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情况；治理机制的执行情况；股东的出资情况；独立性；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对外担保、重大投资、委托理财、关联方交易等重要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情况；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情况；公司管理层的诚信情况。

这些内容多数由律师来完成，主要尽调方法包括咨询公司律师或法律顾问，查阅公司章程和管理文件，查阅具有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实地调查等。

四、公司合法合规事项调查

部分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公司设立及存续情况；最近三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股权变动的合法合规性以及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是否发生变化；股份是否存在转让限制；主要财产的合法性；是否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纠纷以及其他争议；重大债务；纳税情况；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存在重大诉讼、仲裁及未决诉讼、仲裁情况。这些内容主要由律师事务所来完成，主要尽调方法包括文件查阅、实地调研、第三方核查等。

法律调查报告 篇六

法律风险评估在我们国内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物，在国际上说，也是比较新的。首先我说一下关于法律风险评估的基本知识，先从法律风险开始。

第一部分 企业法律风险理论简介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及特征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认识和防范企业法律风险，首先应当从把握“风险”的概念，界定“企业法律风险”的范围入手。当今国际上对风险的概念有多种角度的定义，归纳起来看，风险是指预期与未来实际结果发生差异而带来负面后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存在预期结果与实际发生结果出现差异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差异将给主体带来负面后果，即存在风险。因此，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法律主体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

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可以将企业风险分为自然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其中前三种风险分别以不可抗力、市场环境和资金交易为特征，而法律风险主要是以法律因素为产生原因，以承担法律责任为后果。它与企业所面临的其他风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企业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特征：

1、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缘由是法律因素。

导致企业产生法律风险的法律因素主要包括某一种法律状态、法律事件或法律主体的行为。具体指：

（1）企业外部法律环境的状况及其变化。一方面指法律和行政执法力度的状况，另一方面指法律的出台、修改和废止，以及行政执法状况的变化。企业生存的法律环境主要包括立法和执法的状况。法律环境的变化将影响企业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使企业法律风险的原有状况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使企业产生新的法律风险或现有的法律风险消除，又可能使企业发生法律风险的可能性和损害程度增大或减小。

（2）企业未依据法律规定有效实施法律控制措施。换而言之，就是企业未有效地获得、行使或保护法律赋予的权利，使企业无法有效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维护其应有的利益，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使企业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3）企业或与企业发生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违反法律的规定、违反合同的约定以及实施的侵权行为。实施上述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企业本身，也可以是企业以外的其他主体，或者是双方实施的行为。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法律因素都会导致企业的法律风险，只有那些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法律因素才会最终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由此可见，法律风险的产生，离不开规范企业行为的各项法律规范，以及与企业发生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

２、企业法律风险存在于企业运营的各个管理环节。

法律规范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也规范了企业从设立到企业终止的全过程。因此，法律是贯穿企业经营活动始终的一个重要标尺和依据。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内部的关系，都要通过相应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政府对企业的指导和监管，已经从过去的行政手段转变到以经济和法律的手段为主；企业与企业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只能依靠合同法等民商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都要依据劳动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会计法等法律来调整和规范；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也必须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调整。企业作为法律规范的主体之一，只要其行为涉及法律规定，就有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都离不开法律规范的调整，企业实施任何行为都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因此，企业需要对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进行法律风险监控，实施法律风险控制措施，建立高效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从而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３、法律风险发生导致的后果是企业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风险产生于法律因素，终结于法律后果。法律风险发生导致的后果主要包括企业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企业发生法律风险的后果通常为民事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为支付违约金、赔偿经营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妨害等等。行政责任主要是由于企业违反政府或监管机构的有关管理规定而被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执照等。而刑事责任通常仅发生在企业的行为触犯刑法或刑事法规定时，依法而接受的刑事惩罚。在多数情况下，企业的法律风险造成的责任是给予经济赔偿或承担经济损失。这种经营损失风险只是法律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能改变法律风险的本质特征，不能将经济损失一概认为是企业的财务风险，对法律风险的鉴别要从其缘由、过程及后果的根本属性来判断。

４、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其他风险紧密相关。

企业法律风险虽然不同于企业面临的其他风险，它具有特有的法律特征，但是法律风险并不是与其他风险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从企业整体运营的角度看，企业法律风险和财务风险是交叉互融的，财务风险的特点决定了法律风险的特点，法律风险的控制效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财务风险的大小。法律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与财务风险是同时存在的，法律风险防范占据重要地位，有效控制企业法律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降低经营风险，经营风险经常导致企业产生较大的法律风险。

第二部分律师在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我认为每个律师都应该有第二个称号，就是法律风险评估师。为了防范风险，“可能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投资，但相对于风险防范不力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笔投资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将物超所值”。作为风险评估师，律师除了要提示客户有投资风险、金融风险、竞争风险、合同风险等风险之外，还要帮助客户解决风险。尤为重要的是要提前预测风险、评估风险。如同人的“健康检查”一样，企业的风险防范可以避免死亡。与其支付大成本请律师来解决，还不如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以较少的花费请律师来预防。的确，知道风险防范的企业家是有远见的企业家，知道评估风险、预防风险的律师是有创见、有风光的律师。

第三部分法律风险评估的几个过程或者说几个步骤。

法律风险评估的特点是主动性、前瞻性、计划性和时效性，通过风险分析评估、风险控制管理、风险监控更新三个主要阶段进行法律风险评估。三个阶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协调统一，共同构成科学的动态闭环运行体系。

这是法律风险评估的第一阶段。风险分析评估的结果将直接决定法律风险的评估对象是否适当，控制手段是否适应。分析评估的范围主要包括：企业所在行业整体法律风险评价、企业外部法律环境的研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流程的调查，以及企业具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具体法律风险分析。其中重点内容是具体法律风险分析，包括对企业现有法律风险进行识别、归类、评分和分级排序。首先，要对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法律风险调查、研究以往案例，发现和识别企业面临的各方面法律风险，确定法律风险源，梳理详细的风险清单。结合企业自身实际，从经营活动主要涉及的法律主体和业务运营的不同方面出发，根据法律管理工作的不同方面，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和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确定对风险的分类方法，对所发现的法律风险进行归类。也就是说主要是确定何种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法律调查报告 篇七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外出和本地农民工双增长

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农民工总量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5%，增速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比上年增加230万人，增长2.0%，增速仍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速。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上年增加125万人，增长0.9%。

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农民工9510万人，比上年增加242万人，增长2.6%，占外出农民工的55.3%，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占比逐年提高。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82.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38.7%，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49%，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76.4%，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增量占新增农民工一半以上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430万人，比上年增加30万人，增长0.3%，占农民工总量的36.4%；中部地区农民工9450万人，比上年增加171万人，增长1.8%，占农民工总量的33%；西部地区农民工7814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3.3%，占农民工总量的27.3%；东北地区农民工958万人，比上年增加29万人，增长3.1%，占农民工总量的3.3%。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2.2%。

（三）西部地区吸纳能力逐步增强，在京津冀务工人数增长较快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33万人，增长0.2%，占农民工总量的55.8%；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66万人，增长2.9%，占农民工总量的20.6%；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量的20.1%；在东北地区务工农民工914万人，比上年增加10万人，增长1.1%，占农民工总量的3.2%。

从重点地区看，在京津冀地区务工的农民工2215万人，比上年增加72万人，增长3.3%；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5387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增长1.5%；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722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下降0.9%。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外出农民工占比均下降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6%，女性占34.4%。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3%，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7.4%，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有配偶的占77.8%，与上年基本持平。外出农民工中，有配偶的占64.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比本地农民工低25.7个百分点。

（二）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

受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各年龄段特别是5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程度提高、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增加的影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较快。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8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3.6%，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72.3%，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9.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三）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5%。

（四）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显著提高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五）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与上年基本持平

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7.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与上年持平；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6.6%、6.2%和11.3%，分别比上年提高0.2、0.3、0.2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工在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的从业比重虽然较低，但占比在逐年提高。

（二）农民工月均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长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4、0.4和0.1个百分点；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1.2、2.9和1.0个百分点。

（三）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高于本地农民工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805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6.5%；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173元，比上年增加188元，增长6.3%。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多632元，高20%，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0.2个百分点。

（四）西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最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677元，比上年增加223元，增长6.4%；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31元，比上年增加199元，增长6.4%；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在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254元，比上年增加191元，增长6.2%。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19.8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及以下居住困难的农民工户占4.6%，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城市规模越大，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越小。在500万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15.7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及以下的农民工户占5.7%，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二）居住和生活设施进一步改善

60.1%和58.4%的进城农民工户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分别比上年提高2.9和3.0个百分点；87.0%的进城农民工户有自来水，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80.2%的进城农民工户有洗澡设施，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71.4%的进城农民工户有独用厕所，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89.6%的进城农民工户能上网（计算机或手机），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21.3%的进城农民工户拥有汽车（生活和经营用车），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随迁儿童教育得到较好保障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3.3%，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3-5岁的在园儿童中，26.7%上的是公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33.8%上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8.7%，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2.2%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10.8%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5.9%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9.7%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二）随迁儿童在学校总体不受歧视

96.7%的农民工家长认为子女在学校未受歧视，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0.4%的农民工家长认为受到歧视，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2.9%的农民工家长不了解情况，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从师资看，农民工家长对老师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7.3%，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认为一般的占21.9%，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0.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随迁儿童上学面临的问题有所缓解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55.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26.4%、24.4%和23.8%。其中，费用高和本地升学难认同率较上年分别下降了0.8和1.7个百分点，孩子没有照顾的认同率较上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

对于3-5岁的学龄前儿童，55.7%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入园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50.4%、37.3%和15.9%，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4、5.9和0.9个百分点。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提高

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的占80.4%，一般的占18.3%，不太适应和非常不适应的占1.3%。分城市类型看，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越大。

（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活动仍比较单一

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中，老乡占34.7%，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当地朋友占24.6%，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同事占22.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占3.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基本不和他人来往占12.7%，与去年持平。

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0.7%、35.6%和28.4%。其中，选择看电视和休息的比重分别比上年下降5.1和0.7个百分点，选择上网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5.3%和3.6%，分别比上年下降1.0和0.1个百分点；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为1.9%，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三）进城农民工依靠政府和法律维权的意识在增强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0.9%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的占28.3%，找本地朋友的占24.6%，找单位领导或同事的占10.7%，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的占7.8%，找社区的占2.6%。其中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以及找社区的农民工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0和0.3个百分点。当权益受损时，进城农民工选择解决途径依次是：与对方协商解决占36.3%，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占32.7%，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占28.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四）进城农民工对生活状况的满意度提高

进城农民工中，对目前生活状况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56.1%，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表示一般的占36.8%，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表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7.1%，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

法律方面的调研报告 篇八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大体包括以下几种法律法规：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和规章等。

1、法律：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通过后，由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因而，法律的级别是最高的。

法律一般都称为法，如宪法、刑法、劳动合同法等。

2、法律 解释：

是对法律中某些条文或文字的解释或限定。这些解释将涉及到法律的适用问题。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做出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还有一种司法解释，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解释，用于指导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

3、行政法规：

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通过后由国务院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这些法规也具有全国通用性，是对法律的补充，在成熟的情况下会被补充进法律，其地位仅次于法律。

法规多称为条例，也可以是全国性法律的实施细则，如治安处罚条例、专利代理条例等。

4、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其制定者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相当于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

地方性法规大部分称作条例，有的为法律在地方的实施细则，部分为具有法规属性的文件，如决议、决定等。地方法规的开头多贯有地方名字，如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等。

5、规章：

其制定者是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这些规章仅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有效。如国家专利局制定的《专利审查指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

还有一些规章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仅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的决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等。

一、法律法规具有明示作用。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法律所具有的明示作用是实现知法和守法的基本前提。

二、 法律法规具有预防作用。对于法律法规的预防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和执法的效力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力度的大小来实现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们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禁止的，触犯了法律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违法后能不能变通，变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这样人们在日常的具体活动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来达到有效避免违法和犯罪现象发生的目的。严格及时有效的执法也可以警示人们，未违法，违法必受罚，受罚不可变通也。这样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上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思想行为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收到欲方则方，欲圆则圆的良好的规范效果。

三、 法律法规的校正作用。也称之为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像法律所对的一些触犯了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违法行为得到了强制性的校正。

四、 法律法规具有扭转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的社会性效益。理顺、改善和稳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和文明程度。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则是一个高度秩序、高度稳定、高度效率、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也是法制的最终目的和最根本性的作用。

法律方面的调研报告 篇九

“六五”普法的重点对象应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工职人员(包括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包括个体工商企业)、青少年、农民。

四、“六五”普法长效机制机制

(一)构建普法工作领导机制

建立以党委、政府为核心的领导机制，坚持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实施党政一把手问责制；坚持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的总体发展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督促、统一检查，形成以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体系。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构建普法工作组织保障机制

首先要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组织保障机制。不仅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普法组织机构，而且还要赋予其相应的职能和权限，不能让普法机构成为摆设。特别是普法主管部门和相关责任部门职责，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来确立，让它们真正在全民普法中发挥服务和保障作用。落实普法经费保障机制，县级普法经费按人均0.3元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乡镇普法经费按人均0.5元列入乡镇财政预算，县级各部门普法经费按工作需要列如部门专项支出。

(三)构建普法工作责任机制

全民普法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要全社会来共同参与。一方面需要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明确各自的责任，因此，必须要通过建立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构建部门、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体系，真正做到“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这样才能做好普法工作，普法教育的质量才能提高。

(四)构建普法工作资源整合机制

在教育的手段上，普法教育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拥有的资源可以共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部门之间不沟通、开展工作单打一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必须树立“大普法”观念，整合资源，使普法教育才能与其他教育互为侵透，协调发展，普法工作的质量才能够提高。

(五)构建有效的普法工作考评机制

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科学考核和评估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普法依法治理列入对部门、乡镇年度综合考评的重要指标。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制定出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标准，实现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六五”普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上存在疲劳状态。认为经过20xx年全民普法，该普及的法律法规知识已经普及了，再搞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因此对“六五”普法应搞什么、怎么搞还不清楚，特别是长期从事普法工作的同志会存在凭经验、凭老做法工作的情况，缺乏工作的激情和创造力；二是各级普法办公机构编制、人员、经费不足，县级普法办公机构一般是设在司法行政机关，普法办公机构为非常设机构，又没有相应的规格，很难承担面大量广普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三是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只剩下留守妇女、儿童和无劳动能力老年人，农村普法成为盲区，难度增大。四是法制宣传教育形式与法制建设的要求还不适应。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针对性和实效性还不够强，法制宣传教育形式有待进一步创新。

(二)对策及建议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加大“五五”普法成果和“六五”普法宣传启动，增强全社会公民对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提高全社会自觉参与“六五”普法工作的积极性。二是明确各级普法机构编制、规格，人员，赋予相应的职权，保障必要工作经费。县级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应为常设机构，3至5人，副科级别，乡镇普法依法治理办公机构配备专兼职人员2人，各部门配备专兼职人员1人负责本部门普法依法治理业务工作。明确县、乡(镇)、部门普法依法治理办公机构职权和职责。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指导职能作用。三是加强对外出农民工普法宣传教育。有必要建立由劳动就业部门和社会中介组织培训的普法教育模式，对即将就业的外出务工农民，劳动部门和中介组织可以将法制学习列入就业培训的内容当中，通过考核、发证或推荐就业等机会引导外出务工农民自觉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从源头上杜绝外出务工农民不懂法，克服企业自行学法的片面性。利用春节期间和农忙季节大量外出务工农民返乡的时机，到车站、码头等聚集地设立律咨询点，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咨询活动。四是适应新形势要求，不断创新法制宣传形式。充分利用手机载体、网络载体、报刊、电视等现代媒体传播快、覆盖面大特点，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促进“六五”普法扎实有效开展。

法律方面的调研报告 篇十

1.产品与商品之辨

美国卡特勒(Kotlor)教授认为：产品是指市场上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所有实物、服务、人、场所、组织以及意见。继而提出产品的三层次理论：产品核心层、产品有形层、产品延伸层。从产品消费角度看，产品核心层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时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所追求和获得的基本消费利益，即产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本质之所在。产品的有形层是指产品组成中消费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产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内在质量及其促销成分，即包装、质量、价格、商标、品名、色调以及消费品的设计风格和工业品的布局特色等等，该层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产品的核心的基础。产品的延伸层，包括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如送货上门、维修护理、质量保证、安装调试、信息指导及资金融通，还包括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商誉「8」。由此可见，在卡氏关于产品的定义中，涵盖了有物(包装了动产与不动产)和无形物(智力产品、劳动力资源、服务)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只归属应然层面，是理想类型，实然法基于各种考量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而对于商品，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物品；三是它还是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物品；四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方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9」。

看来，依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还不能实现商品与产品在价值内涵到形式外延的顺利对接。不可否认的是法起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物我们称之为商品，但法并不认可其是产品，如下文将提到的原农产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明星肖像的使用权等等。产品是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而商品是与经营者密切相关的。所以，产品包涵于商品之中，它们是种和属的关系。

2.实然法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在现实中，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三个阵营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横向层面的不对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与生产者进行对抗，而监管者由于体制的约束也很难跟上生产者对市场、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基因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成份、技术状况等因素具有的内在性、隐蔽性等特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实际上根本不清楚生产者的产品底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占有上也具有不彻底性。

(二)纵向层面的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生产者未来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些可怜透顶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根本不清楚与其将来的交易是怎样的，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者由于所占用的信息较少，从而影响到其做出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收窄，并最终导致监管力度和广度出现折扣。在中国语境下，交易中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得到的信息补偿较少。不同于消费者，监管者因为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过执法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信息补偿。

(三)三维场景的不对称性及扰动性。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产品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在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元互动的资源配置架构中，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中，最占优势的一方自然是生产者，最弱一方显然是消费者，监管者由于其公权性质，其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成为三者架构中的扰动因素。它通过法律手段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和广度，扰动性就会变小，架构就会更稳定，交易就会趋向于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信任度有限，加之沟通管道较少，成效不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响到了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信息，从而强化了扰动的相差。产品信息不对称的产生的最有可能的后果是生产者会利用其占有信息优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利从而置消费者、社会及国家利益于不顾。它们会通过隐蔽性方式(全面控制产品信息)，进行道德冒险，实施败德行为，以逃避监管，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不法或不当利益。如不法商人通过对产品信息的干扰，去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隐匿(不依法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起来，并对自己的产品制造假象，以表彰自己产品的正面因素来释放信号，博取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产生购买转向。将本来或潜在属于他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转向「18」。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生产源头通过对产品的标识、标注、标签等进行规范而达致扼制目的。而监管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采取“监管关口前移”的方式，其产生的外部性通常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

信息披露的关键点在于：生产者对产品信息披露到何种程度为已足，也就是标准是什么？基于前文已述及部分，在求解存在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就必须厘定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标准，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在标准之上，自然而然就会达致对消费者、监管者的信息补偿目的。否则，在标准之下就会出现消费者没有受偿或受偿不够的后果，这一后果就会变现为生产者获得了因自己不补偿别人而带来的收益。为此，就必须为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设定如下标准

(一)披露产品信息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意味着生产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真实是基因于诚实信用的主客观的一致性。真实的概念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以致于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义。所以，它只能在个案中去找寻。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为68(忽略允差)。对此，可以判定该生产者标注不真实(本文不论及生产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这对于那些喜欢纯棉产品的消费者的欲望的满足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害，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不真实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愈深，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也就越高。为了确保生产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等对此都作了硬性规定，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标识必须是真实的，并进一步规定了生产者披露不真实信息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二)披露产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标准。那种希望生产者全面披露产品信息的诉求超越了生产者的成本承受能力范围，所以理性的判定标准是还有哪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生产者没有披露出来。监管者的监管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生产者占有的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护生产者的商业秘密与规管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在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外，应尽量挤压生产者信息容量空间。那种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的观点「19」过于偏激和狭隘。因为产品标识上的信息点大部分是独立的，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会影响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作出评估、鉴别、决定的过程)、公平交易权及监管者的监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况下，生产者的“真实的谎言”并不会对上述权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条件下，有些委托方(生产者)为了保护其商业秘密，就会要求产品实际生产厂，在产品标识上的“生产厂”栏中只能标注委托方(生产者)的名称，在此种情况下，委托方(生产者)从形式上是在“撒谎”(即不符合真实性标准)，因为它没有全面披露产品的实际生产厂。但是，它却并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的相关规制。

(三)披露产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信息对消费者、监管者来说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T恤衫(半袖)上的标识上披露：产品是谁生产的，地址在哪里，含棉有多少，在什么水温条件下洗涤等信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监管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标注了什么人穿着好看，应该夏季穿等信息，对消费者及监管者来说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产品信息的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必须将其掌握或获知的关于产品的最新信息在产品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管者报告，通过媒体发布说明性广告)向消费者、监管者披露。如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应予召回等情形。如果发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生产者就必须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对该信息予以持续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1号的生产者，用上年度馅料生产月饼的生产者等，都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

(五)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获得性标准。该标准又称易查找性、易查询性标准。该标准是指生产者所披露的产品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消费者、监管者获得、查询和查找。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产品上通过标识予以披露。实践中，列入最难查找的信息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销时或借助商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能够公开的资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四是将有关产品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种方式由于信息通过产品标识直接传递到消费者，所以对消费者的来说也最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于产品本身特点所限，信息披露的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的披露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但对于居住地比较偏远的消费者意义不大；第三种方式中，监管者的地位决定了它获得有关产品的信息在量上会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但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考量，对在生产上有违法行为的生产者进行查处的同时，它会延迟和控制产品信息向外部传递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种产品信息披露方式虽然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但是，实际证明此种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生产者基于消费者、社会及监管者的巨大压力而为之，非出于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缺陷越野车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证。

(六)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识别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应当能让一般消费者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时能够使消费者、监管者将此产品与彼产品分开，并据此作出合理的鉴别、评价、选择、决定。根据这一标准，除因应行政监管之需要，在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及公开的资料、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词尽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的用语。

由于产品安全是诱发产品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规制的意义在于：一是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这一计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费者、监管者等迅速计算出产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间，并以此为参照，做出消费定向或监管决定；二是生产者的明示担保表示。这就意味着该种产品只要按照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正确使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三是对于一些特殊产品，如民用煤气钢瓶等产品，到期后消费者自己无法处置，又不能当作垃圾丢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生产者负责召回(产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代理人，生产者生产出产品，委托消费者来消费。从此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制造者是生产者，它有义务保证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气瓶来说，生产者无异于把一颗炸弹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费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让生产者去这样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为一种明示的承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安全使用期内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巨大压力。所以，它们必须尽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以保证他们极力“吹嘘”的后续生产的产品在安全使用期内能够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还是消费者、监管者监督生产者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生产者角度考量，产品使用周期越短越好，因为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可能性越高，生产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生产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产品安全使用期缩短。如一种安全使用期为6年的产品，生产者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设定为3年。目前，中国还无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管。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监督仅能维系在道德的层面，这对于社会来说就存在着生产者肆无忌惮地“理性”选择败德行为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这种利益每增大一个幅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消费者、监管者等行动够迅速的话，那么，这种败德因为他们的宣传从而变得社会难以容忍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由道德层面的强制上升到法律强制。所以，道德的监督不能少。

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如易碎的玻璃制酒杯，在其包装箱就应标注“轻拿轻放”等中文警示说明或(和)相关警示标志。此类信息在生产者关于产品信息披露义务序列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但学界给予它的关注却没有与其本身所处地位相适应。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维度切入，充分考量这类信息对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方面的意义：一是“使用不当”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二是在“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话语表述下，生产者对于“容易”、“可能”的情况都做了哪些努力使产品更不容易或更不可能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危害人身、财产安全？三是这种技术上的投入是否足够？四是这种努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关方的？而这些信息按照以上提到的判断标准来评定是否与他们的需求相适应？五是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是否圆满回答了以上四个方面的质疑？如某品牌“银海象”系列电热水器，在使用说明书中对何谓“关机”并没有予以必要的说明，关机后是所有指示灯都不显示工作状态还是关机后还有一部分指示灯仍然亮着并显示工作状态？

我们还必须充分地注意到，随着竞争的充分性的不断提高，源自产品本身利润的大幅度减少，生产者将产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务层面(前已述及)已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下游服务利润的丰厚可能诱使生产者故意在产品或包装上披露一些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会导致产品本身的重大损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费者无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求助于它所组建的专业应急机构(如维修公司等)。它的后续服务可能是优质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畸高的。所以，为了尽量不让一件新购的产品用了没有多久就修来修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

另外，还需将产品的净含量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区别开。前者是就整个产品而言，即一定计量单位下产品所具有的量值，后者则是指组成或构成产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净含量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为68。

生产者在其产品或其包装标注定量，表明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等。它还承诺这一定量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持续地稳定性、精确性，也就是说暗含着生产者已作了如下保证：售予A和售予B的产品在量值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A和B获得了消费满足感或贸易机会是等同的，不会因为偏见使A和B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也是对其商誉的一种检验。产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场，就意味着生产者会遭受千千万万挑剔的消费者的不停地诸如短秤缺量等指责。如果生产者不能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要么他停止该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采取措施保证他所“吹嘘”的量值与实际含量的之间的差值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过程中，生产者的商誉得以建立或进一步增值。

理性的经济人根据诚实信用之要求，通常会理性地选择披露真实的信息。但这类完美性的经济人只是理论中的理想类型。实际中，生产者往往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另外，需在注意的是这里探讨的瑕疵信息指的是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信息，主要指上文提及的那种类信息。至于那些攻击别人产品的信息、与产品本身无关的信息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作了这些区分之后要回答的问题是瑕疵信息的概念是什么？它可以归类于产品缺陷的定义中去吗？

(一)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从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24」。究于此，笔者以为，瑕疵信息是指生产者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不真实的、少披露的信息点从而被其这种行为玷污的整个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实际上含棉仅为68。后者如应用中文标注足球的名称却未标注之情形。由于上述标注不真实或标注纰漏，导致整个信息集即标识存在瑕疵。它的后果是：一是时刻影响着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费者对产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获得了不该获得正外部性(如商誉的增值、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归属

依笔者之见，瑕疵信息虽然有属于它自己的概念，但它并不应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产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说它应被产品缺陷所整合。关于产品缺陷之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将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危险的缺陷状态”「25」;二是《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将产品的缺陷定义为：(1)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限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如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2)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26」;三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结合以上引述，可以将产品缺陷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设计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车公司对某款越野车采取的全球召回行动就是因为刹车系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导致的；第二类是制造缺陷。如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第三类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于人理解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瑕疵信息理应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正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样，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如果不符合该标准，即为产品有缺陷。事实上，绝大部分关于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产品标识标注(用语有“标志”、“标签”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GB7718—20xx《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如何进行标注进行了详尽地规制。所以，那种认为瑕疵信息不属于产品缺陷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法律为依凭的。

(三)生产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责任

无论生产者基于何种利益考量，如果他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产品责任(民事责任)。由于瑕疵信息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二是产品行政责任。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有瑕疵肯定会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在实际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后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产品刑事责任。生产者因披露瑕疵信息获刑的情况极为少见，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国刑法能够对此予以规制的法条限于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中。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证据的起点就是其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如成份、等级等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在规范产品质量监督，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了极为积极地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法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产品质量法》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极需对其进行修订。

(一)关于产品质量法的名称

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而经济法区别于民商法的一个特征就是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从而更强调责任。所以，作为调整生产者(包括销售者)生产、销售产品行为的法律，主旨应指向生产者责任方面。究于此，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一名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以强化生产者(包括销售者)责任。

(二)删除关于认证认可等规定。原因在于，认证认可的商业性质远大于监管性质。况且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行政法规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三)科学地对产品进行定义(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关于何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批发者等相关主体的阐述。由于生产者是产品责任和产品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都应该有规制其本身的条款。

(五)科学界定标识、标注、标签、标志等概念。标识不合格、标签不合格、标志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实务界争议较大。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标识上标注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只有68。在这种情况下，依产品相关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品，但是在适用具体法条时却出现了问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处罚还是以第五十四条规定按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作责令改正处理呢？鉴于此，笔者以为《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应作如下修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充分、易得等，并标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1.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通用名称；3.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如生产者与产品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必须分别予以标注。上述名称和地址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4.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如果产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未添加某种成份或最终产品不含有某种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别要求，不得标注“不添加某种成份加工、制作”及“不含有某种成份”等类似信息，也不得标注“秘制”、“特制”、“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5.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最大表面上的显著位置用不小于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数字的组合清晰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该标识必须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喷码，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喷墨码。并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是，该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不是生产者、销售者的免责、减轻责任的理由和证据，除非生产者、销售者能够提供极为充分地证据和事实证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标说明已足够引起一般人而不是专业人士的充分注意，并且只要采取了这种注意就不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六)将《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未用中文标注产品的通用名称、产品的生产者(如生产者与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未分别予以标注)的依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的，处于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没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处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时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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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各地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