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保姆在家中照顾老人时，突发高烧不退，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保姆家属得知消息后，将雇主、护工平台告上法院，索赔158万元。

华阿姨是一名护工，在一家互联网护工平台注册信息后，被推荐到了雇主黎某家中，负责照看黎某年迈的父母。

事发当天，华阿姨在早晨起来后，突然发高烧，感觉身体不适，便自行用药治疗，但直至上午10点多，高烧仍然不退，甚至烧到了40度。

察觉到身体有异样后，华阿姨联系到了黎某，告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并希望黎某能找个人顶替自己。

接到电话后，黎某第一时间将华阿姨的身体情况告知平台，并希望平台换人，而在此期间，黎某的母亲，也就是华阿姨的照顾对象，在得知华阿姨的情况后，多次劝解华阿姨去医院治疗。

中午时分，黎某、护工平台的工作人员先后回到家里，在见到华阿姨病情严重后，黎某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令人悲伤的是，华阿姨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是发热引起的急性呼吸衰竭。

悲痛之余，华阿姨的家属认为，华阿姨的死亡原因系未得到及时救治导致，遂一纸诉状将黎某、护工平台告上法院，要求平台赔偿100万元、黎某赔偿58万元。

【@以案普法 】

1、从刑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起意外事件，所以无需任何人承担刑事案件；从民事的角度来看，华阿姨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

《民法典》规定，因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也就是说，黎某、护工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需要看双方在这一起不该有的意外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

而要探究二者是否存在过错，则必须核实清楚黎某、护工平台是否尽到了法律规定的基本义务，这种基本义务则来源于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2、首先来看护工平台和华阿姨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看双方之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即华阿姨的工资是否由平台进行支付。
如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华阿姨是护工平台的员工，则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华阿姨家属可以要求工伤认定，进而申请赔偿。

但现在的情况是，华阿姨与护工平台并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双方不存在任何的雇佣关系。

事实上，在这个案件里，护工平台类似于一个中介平台，也就是华阿姨在平台注册后，再推荐给需要的雇主，护工平台从中抽取一定的中介费用。

在这个中介合同中，护工平台需要保证双方的信息属实，现在的情况是，华阿姨在雇主家工作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很满意，所以可以看出护工平台并没有隐瞒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重大情况，所以护工平台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3、其次来看华阿姨与雇主黎某之间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主要区分双方签订的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则可以按照工伤的方式申请赔偿，但赔偿的主体是黎某。
在日常实践中，区分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合同的相对方，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只能是法人或组织，另一方则必须是劳动者个人，即劳动合同的主体不能同时都是自然人，而劳务合同则没有相应的限制，可以双方都是自然人。

具体到本案中，黎某和华阿姨都是自然人，所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只能是劳务合同。

对于劳务合同，《民法典》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黎某作为雇佣者，在房间内安装了空调，给华阿姨创造了符合合同约定的环境，华阿姨从事的劳务也并非是技术性极高、需要专门培训的高难度工作，故黎某未进行专门的风险提示和培训工作，不能成为其存在过错的理由。

而黎某的父母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在意料到华阿姨身体高烧后，已经做到了提醒就医的义务，也并未强迫华阿姨带病工作，所以也不存在过错。
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华阿姨和黎某签订劳务合同，所以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以黎某为被告，而不是黎某的父母。

综上，无论是护工平台、黎某，都在这起意外事件中，不存在责任。

而反观华阿姨作为成年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身体状态，可是却因为过于自信、疏忽大意导致不幸身亡，所以应当为自己的死亡结果负责。

最终，法院驳回了华阿姨家属的诉讼请求，然而，出于人道主义，黎某自愿补偿了1万元钱。

转自按律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