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大病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意味着北京在全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率先实现了医保全覆盖。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存在着覆盖面过窄的缺憾，2000年曾因此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对于191个国家“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处于倒数第四的位置。为此，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为扩大“医保覆盖面”而努力，在农村，开始有“新农合”和农村医疗救助，在城市，有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医疗救助，这些制度相辅相成地构成了一个“覆盖全民”的“制度闭环”。

从政策设计到制度安排再到目标实现，终归还有一个过程。就北京而言，2001年实施城市职工医保，2004年覆盖到农民工，2007年出台“一老一小”，城镇医保覆盖面已经大大扩张。但47万“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依然是“覆盖全民”的“短板”。

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实际上决定于箍成这个水桶的桶板中最短的那一块。现在，新制度终于补上了这块短板，而且最令人欣慰的措施就是“低保、生活困难补助和重残人员免费参保”。其实，这部分人在北京也就6万来人，财政花上1.4亿，“以人为本”的政策结果则是中国社会梦寐以求的“全覆盖”。

从理论上说，医疗保障针对的是疾病风险，而疾病风险与老年、失业、生育、等风险相比，有个重要的差别：其他风险，都是在人生某一年龄段才会出现，因此，相应的保险项目可以有纵向的自己为自己的储蓄积累，也可以有横向的参保群体之间的再分配和互助互济，回旋余地相对较大。疾病风险则是一个人一生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风险，什么时候花钱，花多少钱，其不确定性更大。

但是，就一个人群而言，患病的几率会随着人群规模的扩大而趋向一个常数。统筹层次越高，覆盖范围越大，参保人数越多，这个客观存在的常数就越明显、越稳定。所以，抵御疾病风险，从成本效益看，自己顾自己实际上是不划算的，更可靠的办法是依仗群体中横向的再分配和互助互济；与此同时，他们也就享有了在自己生病时获得帮助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无论国际国内，公众对经济、社会风险的排序中，疾病风险总是第一，而世界上第一部立法也就是1873年在德国诞生的“疾病保险法”。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全民医保还需要考虑到目前尚未进入“保险箱”的外来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在北京正常纳税做贡献，这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健康权和生存权一样，都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因此，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希望北京市医保能补上外来儿童这最后一块“短板”，让所有纳税者的孩子共享在医保阳光之下。如此，则可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上升。希望有更多的城市效仿北京，希望医保的阳光覆盖所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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