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同情况的犯罪者因不同原因犯下了不同的罪行，自然会面临不同的惩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死刑立刻执行，但除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判决，比如说同样是死刑，却还有一种叫缓刑两年执行。

除了量刑结果不同外，服刑地点也有所区别。普通的未成年的犯罪分子一般会被押送至少管所进行管教，大多数被判处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会在监狱中服刑，但也有一些还未来得及转移至监狱，或者即将被释放的犯罪分子，会在看守所内服刑，除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服刑人员叫社区服刑人员，这种特殊的服刑方式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缓刑有关。

死缓：

死缓的全称是死刑缓行两年执行，虽然也带了“缓刑”两个字，但却跟缓刑是两个概念，而是死刑的一种。

在全球所有当中，死刑都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我国亦是如此。我国会执行死刑的罪名每一项都是对社会会造成极大影响的那种，比如说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比如说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与损失的偷网危险物质罪、爆炸罪、放火罪等等。

而死缓则是死刑的一种缓冲，有时候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严重，达到了判处死刑的程度，却又没有罪大恶极到需要判死刑立刻执行，这个时候法院一般会判决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目的是为了再给犯罪分子一次机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该法条的意思是指，假如一位犯罪分子被判处了死刑缓行两年执行，那么他将先被关押在监狱进行服刑，这两年时间就是该犯罪分子的“观察期”。

如果在“观察期内”犯罪分子表现良好，则能够不被处死，在二年期满后转为无期徒刑；而如果该犯罪分子在两年的“观察期”内还有重大立功表现，则能进一步获得减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等于说拥有了出狱的一个机会。

不过对于这种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减刑方面也是会有诸多限制的，比如说如果一位犯罪分子是因为犯罪过多累犯导致被判死缓，或者说他是因为故意杀人罪、或者绑架罪、放火罪这种对社会危害极大的罪行被判处死缓的，在减刑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做出限制。

缓刑：

缓刑也是对被判服刑的犯罪人员的一种宽容，但这种宽容是基于犯罪者本身所犯罪行并不严重，或者是有其他隐情等情况，比如说犯罪者年龄比较大、是孕妇、是未成年，亦或者他并非故意犯罪，而是有特殊原因等等。

法院审判时会综合考虑到犯罪者的社会危害性，所犯罪行是否严重，犯罪者本身认错态度是否良好等多重因素，酌情适用缓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　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的犯罪分子，以及符合上述提及的孕妇、老人、未成年人等，他们可以不用被关押在监狱、看守所等专门的监管机构，而是回到自己生活的社区，由社区进行教育改造，并在社区承担相应的志愿工作，并不会剥夺人身自由。

当然，虽然没有被关押，但在社区服刑还是一种服刑，会受到有关部门的监督，部分权力比如说出版、集会、游行等权利在没有有关部门的批准下都不能使用，同时离开自己居住的地区，或者说是搬家等都必须到有关单位进行报备。

且会被判处缓刑的罪名一般都是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像是肇事这类非主观犯罪的罪行，亦或者是、妨害公务、销赃这一类相对而言影响较为轻微的犯罪。

缓刑案例：

李某是广州市荔湾区某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的常务理事、出纳，他在2017至2012年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其他同伙共同侵占了150余万元资金，构成了。

李某并非主谋，而是从犯，且有自首情节，罪态度积极，在案发后立刻将所获赃款退回，之后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符合从轻处理的判定，再加上职务侵占罪本身就对社会影响较为轻微，因此最终李某在2014年6月27日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在此案中李某之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三年，一方面由于职务侵占罪本身罪行不算严重，并且他也只是从犯，另一方面在于案发后李某反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很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积极悔改，因此才拥有了缓刑三年的结果。

结语：

我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处罚方式，能够让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说得到相应的改造，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买单，接受不同的改造与教育后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才是法律对犯罪分子进行量刑的真正目的，也是社会需要法治进行管理的意义所在，是震慑，是管控，也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