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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中国，大多数人都陷于苦恼之中——穷人的苦恼是就一个，那就是没钱，而富人们的苦恼却多种多样，而最大的苦恼却是如何保护财产，永远富有。

——然而大多数人都知道，富与贵、贫与穷在历史的车轮之下经常转换。

那么，富人们究竟如何保卫财富呢？

一、古代富人们的做法：

清乾隆时任广东学政的李调元作文《卖田说》。文章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十分高兴。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来解释自己为何卖地做了佃农，却还非常乐意。

王泽润说，卖田之前，自己是一个有“十亩之田”的自耕农，可保十口之家生计。

当地官府按田亩分摊徭役，“每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交完之后，也还可以维持家庭生计。偶然遇上大事，加派徭役，“每钱加至一两”，生活也还过得去。

但问题是，官府的做法，不是偶然加派一次，而是常年“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此外，官府的“过差、公馆、驿马、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开支，也都要按田亩摊派，这样一路算下来，结果就是：“不如卖田以佃田。”把田卖了，给“豪族”做佃户，有什么好处呢？

将卖田所得来做“压佃”的本钱，“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注：压田，一般又做押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获取耕种权的方式），可租100亩地。业主和我平分产出，去掉开支我还剩一小半，不但够我全家吃饱饱，还没有税负，可以免受官吏的追讨敲诈。家里再织点布，养点鸡鸭猪犬，有余力时考虑买头牛，生个牛犊，“奚为而不乐也！”简直太开心了。

听完王泽润所算的这两笔账，李调元颇为动心，也想卖了田去做佃户。

王泽润又给他算了第三笔账：你是官员，税赋有家丁替你去缴纳，官府的粮差不敢压迫你；你还有免除差役徭役的特权，里正不敢上门骚扰。总而言之，朝廷基本上不会压榨你，你唯一要担心的，是“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如果有朝一日没了官身，恐怕就要阶层跌落，“与我辈等也”，变得和我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耕农与豪族的根本区别在于特权——免除徭役、敲诈。即权力加持下，税收和徭役可以按正常的国家规定执行，或者可以减免，而没有特权的这些自耕农，必然被逼成为佃——失去阶层跨越的机会。

所以古代缙绅地主“若一日无官”，失去了规避赋役的等级特权，也就难免重蹈王泽润之类的覆辙，已经集中的土地又会重新趋于分散。

那么，如何一直维护特权呢？

李调元在《卖田说》的篇末写道：“客既去，予顾谓子孙曰：‘小子识之，何可一日不读书也？

因此，科举制度成为这些豪族维护自身地位的绝佳法宝。即利用科举制度

1、保证家族后代的合法合理的上升通道——做官；

2、做官来维护来保护自身家族阶层的利益，或者说不至于掉落；

3、垄断教育权；财富集中让有钱人才能读得起书，穷人只能为活命而奔波；哪有条件读书来改变阶层和命运；

4、垄断人事权；做官维持自身利益，权贵与豪强结合，人事权必然在手；

所以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中国古代所有王朝概莫能外。

这就是历代豪族维护自身利益的密码。

然而物极必反。

贫富分化严重、土地兼并剥削加剧，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又一次的财富和权力重新分配不可避免。在一个王朝后期，也会出现各种“变法”，试图中兴，然而大多是失败的；

因为任何变法都是由上层或者说这些特权阶层主导，或者必然触及这些特权阶级的利益，是与虎谋皮；而最终大多数情况下，板子还是打在穷人身上；让这些既得利益者割肉，那自然是不现实的——这是由这个阶层的本性决定的。

贪婪而自私，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否则他们也不会成长起来，这就是这一“权贵”阶层的基因和本性。象一条贪吃蛇一样，不断鲸吞社会，变成无比庞大，好象非常强悍，但最终却把自己吃掉。

历史在轮回，那么在现代社会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二、现代富人们的做法

马列主义认为，只要存在阶级必然存在压迫，只要存在私有制，这样局面必然出现；

那么，当今的富人们何如？

相比于中国古代的豪族，现在的富人们可自由得多。因为古代无论这些地主豪强们如何的豪横，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占有的资源实质是土地和佃农的劳动力；所以只要一发生动荡，他们的这些财富必然会失去。

而现在则不然，当今世界一体，财富的流动和储备早已脱离农耕时代的土地和农民这两大基础，而代之以工业化和工人；甚至是信息化和数字经济；

财富的表现形式多样化，或者说人类的“活劳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仅是土地，矿山、商品等实体，还有信息、技术等虚拟经济；

所以现代中国富人们自由得多。

我们还是从致富之路开始说起：

中国现代的富人们是如何致富的呢？

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即一部分人是在“先富论”的基础上富裕起来的，可以说是靠着国家政策而致富。对外开放中，释放市场活力，应用中国的巨大优势（人口红利、资源优势、市场等）而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一是国企改革，私有化过程中富了一部分人；当然，还有一些是靠政策和权力而致富者。

上面就是大部分富人们的画像。

那么，如何保卫他们的财富呢？

基于先富论，那么这些先富者有责任和义务来带动“后富者”，但是问题在于：

1、他们是不是有意愿带动后富者？

2、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动？

3、有没有制度性的措施来保证先富者和后富者最终的“共同富裕”？

有分析认为，先富者只能带动一少部分人富裕，而不能带动绝大多数人富裕，其理由是富人对于亲戚朋友的带动作用尚不明显，更惶论他人；而更多的是富富联合，资本和技术联合、资本和强权联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圈子和阶层的巨大分野必然不会相融。

所以面临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及至三次分配问题。

一次分配中，市场机制下虽然有劳动法、工会法等，但由于打工者无法形成合力，没有与雇佣者对于劳动力价格（工资和福利）的讨价还价的议价权，所以，话语权大多还有富人手里，在一次分配中大多还是富人们说了算。

二次分配中，国家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富人们当然会想方设法地来减少税赋；——因为他们有钱有资源，所以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来规避、尽量减少应尽职责。

三次分配，即富人们大发慈悲，良心发现，通过救济、施舍、慈善来实现所谓的三次分配。

而现在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步还没优化，所以大家患不均而不患寡。

逃避的方式：

1、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之下，富人们移民，逃避“带动后富”责任就成为标准套路。

按照已经公开的数据估算，我国富豪们的总资产大概可达2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而我国经济正在不断腾飞，在未来十年，预计我国富豪们的财富增速可达百分之120到130，当这些富豪移民到其他国家时，这笔巨大的财富也会被随之转移。

而更多的“准富人”移民数量呢？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提到的数据，“截至到2019年, 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已经达到1073万”。

这些富豪们区别于古代豪强们的最大区别，即他们可以狡兔三窟，有逃身之所；所以有人大代表提出，应针对这些逃离者征收弃籍税；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他们的非法财产转移。

2、转移资产

转移资产是核心，移民只是表象，移民是人身财产在法律上不受共和国的限制，而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私有制，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可以绝对保护他们的财富。于是瑞士银行、美国硅谷银行等成为他们的最爱——然而事实却打了这些人的脸，没有獠牙的羊，终究是羊，脱离了国家的保护，这些富人在有些国家眼里，就是一大块放在火上熏烤滋滋地淌着油的羊肉。

瑞士冻结俄罗斯资产

而在美国加大对中国制裁之时，这些富人们会不会瑟瑟发抖呢？

一旦美国不能印钞票解决阶级问题，人民大众就会起来打土豪劫富济贫，为了避免自己被打土豪，美国的富豪们一定会把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把矛盾转移到美国华人身上，所以打土豪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华人和亚裔，可以参考德国犹太人的处境。

所以中国的富人们，不要以为移民美国就是安全的，可以保住自己的资产，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巨大贫富差距，移民到哪里都不会安全。

而相信信托以为无忧者，可以参考张兰：

张兰被割韭菜——金融上的黑吃黑而已

3、结交权贵

那么富人们的财富忒多，偌大个地球就无处藏身了吗？

当然不是。生于斯，长于斯，这就是根。所以效仿古人先贤，自然而然。

于是就出现了那么多的贪官，腐败分子。大多是官商勾结的结果。靠政策致富，而政策的背后是官，所以两者不谋而合。

这也是权+贵（权力和财富）的完美组合，从而掌控社会资源。可以说是当前腐败丛生的重要因素。

权力的所有者经常更换，政亡人息。但是富人们还有一条路。

4、垄断教育资源

从李调元让子孙好好读书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是自身阶层不致退步的必要保障。读书－作官－特权－利益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用在何时何地都不过时。

而现在的情况却与封建社会有所不同。

封建时代，只要你考取功名，无论你出身如何，自然有官可做；但现在的考试制度，虽然也是阶层分野的机制，但考得好不一定能做官；

所以现在做官还需要加上其他外在条件。比如这位县长：

但优良的教育资源却慢慢被有“实力”的家庭孩子所占据：

根据相关数据，在2019年清华大学3800名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学子只有19%，来自城市的占了其中的81%。而在这里面，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来自如北京、上海、广州这类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而来自西部一些地区的学生仅占了其中的26%。对于许多偏远地区以及落后城市的学生来说，进入名校的几率还是比发达城市地区的学生小很多。

而有实力的家庭，非富即贵。

卢麒元说，实际上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大家看到，中国可能是最优秀的吧！就是领导干部的孩子都去做金融了，这件事儿是需要思考的，不可以这样，他们不愿意做老师，他们不愿意做解放军，他们不愿意做工人，他们也不愿意做高科技，他们全部进了金融机构。他们也不当官，全部进入金融（领域）。

所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人脉之加持之下，还有什么玩不转呢？

三、富人们的正确认识

1、中国不会劫富济贫，而是少数人可以非常富有，大多数人富裕；

总设计师在设计发展之路分几步，第一步先富起来（总池子的东西先搞多），第二步再带动后富（优化分配方式），最终第三步实现共同富裕（极大地丰富，无限供应）。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因为我们的物质文明不够丰富，所以无论如何先让大河里有了丰富的水源，国家富强了，全民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即大河有水小河满。

所以一小部分人富起来，随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你可以有你的企业，有你的公司，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围绕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现在到了第二步，需要带动后富。那么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2、两个“认识”

民营企业家应该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发财”，是社会和公众给予了合作的结果，是劳动者付出了努力乃至血汗的结果，所以回馈社会和员工，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民营企业家还应该认识到，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强大国家的保护和支持。近代以来，许多抱有实业救国理念的民族资本家最后只能“怒目苍天，空怀壮志”，被外国资本和买办势力挤垮，与晚清、民国始终积贫积弱有决定性关系。

　　民营企业家新的财富伦理，只能建立在这样两个“认识到”的基础之上，树立起自己只是社会财富看护人、管理者的意识，有善用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以及共同富裕做贡献的义务，没有肆意挥霍、榨取的权利。

　　只有这样，民营企业家才能在社会伦理层面，获得公众的认可，才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郭松民）

所以，只有把自己融入到人民和祖国之中，才能有所恃，有所源，而有所存。

3、梁园虽好，究非久恋之乡

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在中国暴富的这些人、中国“资本家”在于那些玩了几百年的老牌资本家看来，终究是三岁孩童，从其积累财富手段、赚钱方式以及远见来说，差距天壤。

最有钱的头部互联网企业都玩的是平台经济，在现有的条件下修修补补，赚商业模式的钱，与社会进步关系不大；而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家，却朝着宇宙地下进发，创建着前人所未建之业。

更何况在如何使财富增值的问题上，中国的富人们被国外的资本机构玩弄于股掌，什么银行、依托、理财，都被分分秒收割而不自知。

而在这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下的世界里，任何财富都需要力量来保护的。——试问，为什么美元只有结合美军才能屹立不倒？真理在枪炮射程之内。

而财富亦然。

所以中国富人的祖先们高筑院墙，戒备森严，就是明证。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羊入虎口，那是自然的事情。

虽然有的富人也向那些国家和资本家交了投名状，比如恒隆广场的陈启宗在内地赚钱，转身就捐了200个亿给美国；比如为外国的大学捐了6个亿的潘石屹；

潘石屹

香港女富豪陈谭庆芬就因为给美国高校捐款而登上了中国慈善榜。在刚刚公布的2022年中国慈善榜，来自香港的陈谭庆芬排名第七，她总计捐出了11.1亿人民币。

钱用在什么地方，心就在什么地方。

而如果看清美西方资本家的嘴脸，相信这些人会后悔得打自己嘴巴。美国急了连自己的小弟日韩都吃，凭什么不吃你们这群羊呢？

就连基辛格者这样说的，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

棱镜门事件十年后，美国依旧攻击和监听全球

4、财富如流水

如果依靠勤劳，依靠给社会提供价值而富裕，那是正当的也是受到欢迎的；而依靠资本的力量、依靠政策、权力得来的财富，终究在得失之间。

所以，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富人，也没有永远的穷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财富才能持久而源源不断。

在中国改革开放得来的财富，这个机会不多，但如果把这种致富经验拿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必然是死路一条。与狼共舞，那没命是必然的。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这片让你们发财致富的热土上奋斗吧！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民心所向，官心所向，必然功德无量，在中华民族振兴之路上，你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4、前车之鉴

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刊登过一个名为《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上几个世纪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中国名人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元世祖、明朝大宦官刘瑾、清朝巨贪和珅、清朝富豪伍秉鉴和民国财长宋子文。在6人当中，唯有伍秉鉴是纯粹的商人，并且还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

伍秉鉴成立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专营对外贸易。是十三行中最大的商号，而伍秉鉴也当上十三行的领导人总商。

广州十三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专营对外贸易的中介机构（即“牙行”），属于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代替中外商人纳税，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号称“天子南库”。除了做生意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

除大量的金银现金外，伍秉鉴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茶园、店铺等不动产，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业务，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保守估计，经过40余年的积累，伍秉鉴的总资产高达2800万两白银，按照现在1克白银约合5元来计算，其数值约等于7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身价才只有2000万美元，尚不及伍秉鉴的1/4！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而在重农抑商的那个时代，每逢皇帝、皇后、督抚的生日或地方的洪涝旱灾，官员们都会勒令伍秉鉴捐献财产，“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引文见《广州府志》）。

而这还是小钱，到鸦片战争失败，伍在《广州合约》时捐款110万白银；《南京条约》100万白银；伍秉鉴虽然身家高达2800万两白银，但大部分都以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等方式存在，流动资金并不多。如此一来，伍秉鉴疏财救助国难的行为值得称赞，却也耗尽了几乎全部流动资金，可谓损失巨大。

按照常理来讲，为救助国难而损失惨重的伍秉鉴，理应得到朝廷的嘉奖和民众的崇敬，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原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从朝廷到普通民众，对外国的仇视变得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靠着跟洋人打交道而发家的伍秉鉴，跟大部分外贸商人一样，都被骂作“汉奸”、“卖国贼”，使其名声扫地。

1843年9月，满怀悲愤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广州溘然长逝，终年74岁。伍秉鉴死后，家族生意每况愈下，等到其子伍崇曜死后，伍家再没有出现过商业英才，以至于最终落得破产的境地。

所以，伍秉鉴的原罪——官方特许买办，其财富取得大多是授权的结果，而被“被捐”，理所当然；同时在鸦片战争时期，输入进来的大量鸦片也有其“功劳”，所以被骂作汉奸卖国贼，也合乎情理。

上下不讨好。

写在最后

中国的隐形富豪非常之多，而在胡润财富榜上的只是明面上的。富可敌国。

那么，如上所述，难道偌大个地球，竟无这些神通广大的富人立锥之地了吗？答案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万事万物皆有源泉根本。

将这些财富用在正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认为是这些富人们所应考虑的事情。因为财富是流动的，没有足够的德是守不住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那些纷纷被抓的贪官们的财富经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这是现实的例子；

只有把一滴水融入海洋，才永远不干涸。中国的富人们，只有把自己的财富应用到十四亿身上，才能永葆其金色，否则，狼拉狗啃，不知不觉中便分文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