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巴勒斯坦导演Raed Andoni拍摄的纪录片《捉鬼》（Ghost Hunting）摘得首届格拉苏蒂原创纪录片奖 。影片的灵感来自导演的个人经历：他在1987年巴勒斯坦民众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中被捕，在以色列监狱中度过18岁年华，狱中的痛苦记忆一直如影随形，让他不得不长期接受精神治疗。片名《捉鬼》，就是导演直面自己内心的鬼魂，在电影中再造当时以色利监狱的场景，并再现巴勒斯坦囚徒的受辱历史。

《捉鬼》电影海报

影片的匠心独具之处在于，绝大部分的参演者都曾是以色利监狱的囚徒。他们曾在西耶路撒冷臭名昭著的审讯与羁押中心“俄罗斯大院”（Russian Compound）定期受到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包括睡眠剥夺、关小黑屋。其中意志坚定、精神没有崩溃的巴勒斯坦囚徒都会被视为民族英雄。但问题是，这种“荣耀”让表达“痛苦”“无助”这类被囚禁时必然存在的真实感受变成一种羞耻，所有的恐惧情感都被抑制，又在日后的人生猝不及防地被“唤醒”，就像是驱不散的邪恶鬼魂。现在，在镜头前，他们可以赤裸裸向公众宣泄被潜抑的情感，在建造监狱及扮演囚徒与狱卒的过程中，再一次体会年轻时的恐惧与痛苦。这种“体会”就是一场与心魔的勇敢对峙，因为鬼魂不再是来自黑暗深渊伏击自己的无名力量，而是可以被瞄准、捕捉、进而从内心释放掉的对象。显然，导演运用了精神分析中的戏剧治疗（Drama Therapy）理论，给自己以及参演者一次创伤治疗的机会。

影片中再造的以色列监狱与审讯场景

《捉鬼》中的被囚经历在巴勒斯坦民众中是普遍的。当前，大约700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关押。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以来，共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囚禁。他们大多数由军事法庭判刑，部分未经任何审判程序被“行政拘留”。几乎每一个巴勒斯坦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有过牢狱之灾。

而《捉鬼》中的被囚痛苦是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苦难的一个碎片，这个民族仍处在流亡、离散与恐惧的状态。

从地图上消失

巴勒斯坦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国际社会关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最早决议是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在占领土领土分配上，占当时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约31%的犹太人得到58.7%的土地，而占总人口约69%的阿拉伯人只得到了约40.7%的土地。

尽管事后证明，联合国分治决议是70年来最有利的方案，但在当时，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强烈反对，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很快爆发，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恐怖和战争而流落他乡，形成第一代难民。

战后，联合国拟议的阿拉伯国领土被瓜分。以色利占领了四部分阿拉伯土地和一部分国际共管区，约占分治决议规定的阿拉伯领土的44%；外约旦占领了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1967年六五战争后，以色利占领了全部巴勒斯坦地区。两场战争造成的直接难民数量约有100万～120万人。

1988年10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公布独立建国宣言，先后136个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但绝大多数只是以政府声明形式表达的“事实承认”，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认。巴勒斯坦也没有取得联合国正式成员资格，先是观察员身份，1998年才被提升为“无投票权的成员地位”，成为“事实国家”。美国以及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直到现在也拒不承认。

1946至2010年巴勒斯坦丢失的土地

在谷歌地图（google map）上巴勒斯坦是消失的。尽管谷歌有标出虚线轮廓，但是并没有标识出“巴勒斯坦”。而地图永远是政治性的，可以让占领的领土合法化，也可以通过抹去一个国家而瓦解认同。尽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祖先已经拥有这块土地上百年，但以色利一直在地图上赢得土地，从1946到2010年的地图对比中，巴勒斯坦人从这块土地的主人变成失地的难民。

从冷兵器到冷兵器的民众起义

《捉鬼》导演被捕时的第一次大起义，巴勒斯坦民众主要的攻击武器是石块（stone intifada），即青少年在街头投掷石块的方式与以色利军警对抗。落后冷兵器攻击的结果是，这一次起义中巴勒斯坦民众的死亡是以色利的十倍。尽管如此，大起义持续了六年，打击了以色利在加沙地带的统治，是使用正当手段反抗压迫的正义事业。

2000年9月巴勒斯坦民众发动第二次大起义——阿克萨起义。这一次起义由哈马斯、伊斯兰圣战激进组织领导，战术上采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武器主要是自制手榴弹和火箭。第二次起义在以色列军机、坦克的强力镇压和“定点清除”等军事手段打击下溃败，而且在以色利的舆论渲染下，在国际社会留下“恐怖主义”的恶劣形象，尽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不赞同并取缔了激进组织。

自阿萨克起义后的14年，有将近700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杀害。最新的统计数据是，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巴以冲突中的死亡人数为274名，其中，235名巴勒斯坦人（85.8%），34名以色列人（12.4%），5名外国人。巴勒斯坦平均死亡年龄是23岁，死亡的中位数是19岁。最小的是因吸入催泪弹而死亡的8个月婴儿，59名是死于18月以下。他们是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成长下来的孩子，出生后却在种族压迫、领土被占与家园被毁的创伤中成长。

以色列仍然把杀害合理化为“自卫”，威胁来自巴勒斯坦青年挥舞着的“小刀”。这是无法让人笑出来的荒诞：在核弹头部署全球的时代，巴勒斯坦民众唯一的反抗武器是小刀，且居然对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队构成需要当场击毙的“威胁”。

“投掷小刀”是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巴勒斯坦民众起义。根据2015年巴勒斯坦政策与研究中心调查，67%的巴勒斯坦民众支持用小刀攻击以色列军警。其中，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因为挥舞小刀被逮捕。现在还流出巴勒斯坦平民被击毙后，以色列军警把小刀放置在死者身旁的视频。

不可能的家，不可得的治疗

以色利的策略是，在持续蚕食巴勒斯坦土地的同时，阻止巴勒斯坦民众独立建国，这就造成无国家（stateless）的流亡状态。失去主权保护的难民，无法享有基本的人权与公民权，财产随时可能被剥夺。目前，巴勒斯坦人民众仅仅零星分散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以色利在约旦河西岸采取殖民化统治，不断扩建定居点，封锁加沙地带，定期毁坏巴勒斯坦民众的橄榄园和庄稼。在舆论宣传上，把巴勒斯坦人塑造为恐怖分子，不间断地进行打击与清除，却用中东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自我粉饰，在全球反恐的背景下，“恐怖主义”与“民主国家”是天然仇敌。以色列对欧美媒体的洗脑无疑是成功，主流媒体数十年都在重复一个完全不客观与不公正的论调：以色列是受到“阿拉伯巨人”侵犯与威胁的，需要欧美国家保护的“犹太大卫”。尽管巴勒斯坦民众才是事实上拿着石头对抗巨人的大卫。

在这一策略下，巴勒斯坦民众一直无法重造自己的家园。整个民族失去身份的痛苦，因压迫而受到的伤痛，唯有回归母体认同来治疗，但他们的现实命运，是不断受到另一个群体暴力攻击的游魂。

回归家园无望，如此造成的沮丧与自恨，让治疗目标遥不可及。群体内部对于英雄的渴望与推崇，要求个体把被压迫的恐怖记忆潜抑，而这刚好是创伤的原因，英雄主义的论述反而严重化了精神上的窒息。

通过拍摄一部纪录片来治疗极少数个体的心灵创伤，无疑是成本极高而治疗效果无法预期的风险事业。除了向《捉鬼》导演致敬，我们应当感受到巴勒斯坦民众的苦难是人类群体暴力与灾难的黑暗章节；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若能给予道义上的声援与救助，帮助巴勒斯坦民众排除建国的外在障碍，让新的国家认同驻进他们受伤的心灵，在治疗离散之苦的同时，也是人类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