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从天安门管委会获悉，根据文物古建专家的论证意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天安门城楼及城台修缮工程增加了部分施工内容，工期将有所延长。施工期间，天安门城楼暂不对外开放，恢复开放的具体时间，将及时公布。2018年6月15日，天安门城楼及城台正式开工修缮，天安门城楼停止对外开放。

天安门，这座明清两朝遗留皇城的正门，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然而在它建成600年里，这座城楼一直作为权力的“禁地”而存在，直到1984年，胡耀邦接到一位市民的来信，呼吁顺应民意开放城楼。4年后，第一位普通游客登临了这块神秘的舞台。

【神秘】

只在重大事情时才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巨大的拱门被打开，普通民众可以自由穿过金水桥，但天安门城楼却因特殊的地位一直没有对外开放，依然保持着神秘。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有资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政协代表、特邀代表等共622人。此后，登楼的嘉宾中，现任官员除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外，党内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为标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以常委为标准，军方则要求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总部、军委纪委，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

1979年大会堂的解禁，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此时，“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也在高层有所松动。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曾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接待外宾等重大事情时才启用，平时都是封闭管理。天安门管理处事情也很少，长期只配有8个人。

4年后，来自民间的一封信再次响起“开放天安门城楼”的呼声。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封信感染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受到了当时中央有关领导人的重视。万里等领导人圈阅了此信，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决策】

从报告到获批只用3个月

北京市政府接到批示后，立即责成天安门管理处着手办理，从售票、存包到参观路线以及各种安全措施都几经研究，又与天安门警卫部队认真协商具体办法。

在研究过程中，仅就是否允许观众带照相机一事，就反复磋商了好几次。在最初的方案中，从安全角度考虑，规定参观者一律不许带照相机。但方案上报后，有的领导认为，群众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希望合影留念。如果不设专门的摄影点，又不允许群众带相机，群众会感到遗憾。为此，最终决定参观者可带相机，除大殿内禁止拍照外，天安门城楼上可随处留影。

关于天安门城楼的票价。在讨论票价定价时有两个原则：第一，票价不能太高，要让普通百姓能够买得起；第二，票价不能太低，要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控制登城楼参观的人数，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

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

当时的参观者，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

“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耀。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

当时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的冯人凯曾回忆，在开放前，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

时间到了1987年。因为次年恰逢龙年，北京市旅游局就把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希望“头一炮一定要打响”。他找到杨登彦，商量开放天安门城楼。

杨登彦说，从写报告到获批，只有3个多月。“之前已有很多铺垫，这次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报告。

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

随后，王震等几位领导人先后批复“同意”。

1987年国庆后，杨登彦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薄熙成日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语来形容：“势如破竹”。

【布置】

大客厅弃用开国大典油画

接到筹备开放的通知后，天安门管理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布置天安门城楼。

之前，除了“五一”、国庆或春节领导人登临外，天安门城楼上就像是一个大仓库。彩旗、灯笼、屏风……

这些集会上要用的东西就堆放在城楼上。仅那四对直径2.5米的大红灯笼，就占了整整一间房。

东西搬走后，面对整饬一新却空空如也的城楼，该怎么布置？这时，市里的意见批下来，简单明了：“就按开国大典时的样子布置”。

桌椅、沙发、茶具、挂钟、屏风……每件都按开国大典时的摆放。杨登彦说，筹备工作其实从35周年国庆时就开始了。为了和天安门配套，他们把原来的电灯改为宫灯、原来是白色的软沙发换成了楠木为框的沙发。

当时还有一个让筹备人员犯难的问题：城楼上的大客厅，墙壁上挂什么？“不能太政治化，但也不能不政治化。”杨登彦说，天安门城楼本身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地方，当时考虑正面不放开国大典油画，感觉太正，只能放侧面。他们考虑正面放一幅大山大河的油画。

杨登彦找来中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尹的画与柳亚子的诗曾被评为“柳文尹画”。“大山大河的画作，有时候是一种抽象的描写，反映一种气势。”随后，他们又请来了田世光、郭怡宗、王庆生三位大画家在城楼上挥毫。屏风上的牡丹、翠竹、腊梅……

看起来美观又庄重。

一些细节显示出天安门管理部门对筹备工作的周密考虑。

他们将大厅里原来铺设的纯毛地毯换下，在游客行经的所有地方铺上红色的化纤地毯。这样设计有两个好处：一是游客迈出的每一步都走在红地毯上，就像走向一场盛大的仪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毯对青砖地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开放】

第一张天安门城楼参观券售出

1988年1月1日，正式开放的日子。天安门城楼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

杨登彦说，当时他与薄熙成商量的是“不高调，但还是小范围搞点活动”。

当天清晨，薄熙成从北京饭店拿来一对景泰蓝花瓶，并附带两份证书。两个花瓶有一尺多高。杨登彦记得“样子很漂亮，挺大气”。

当时的门票是对折的，像请帖那样。票面上印着烫金的天安门城楼剪影。售票处门口，还铺着大红地毯。

开放的消息早就向社会公布了。当日清早5时，天安门的值勤人员便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值勤人员忙迎上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反问——“今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你不知道？”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董保存描述，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根本无法体会到排队时那种庄严肃静的气氛。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似的。

登楼的第一位普通人是北京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老职工，75岁的高锡武。他早上7点就等候在登楼售票处前。9点整，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城楼参观券售出，票价10元。作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第一位普通人，北京市旅游局赠送给高锡武一只景泰蓝花瓶和一张“登城楼证书”。

接受同样礼品的，还有来自法国的游客卡特夫妇，他们是第一批登上城楼的外国旅游者。

从此，天安门被赋予了双重功能。

一方面，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天安门城楼也变成了一处重要的旅游景点。城楼开放首日，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就有2000多人。这一年，登楼人数达到60多万，全年参观票款收入近780万元。2012年1月1日，来自江苏南京的陈宁一家成为城楼开放以来接待的第5300万名游客。（来源|《读者报》 作者|李天际 涂重航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